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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鹤，1948年出生。1968年12月参加工作,曾在武汉市房地局、武汉市住宅总公司、武汉市城市综合开发总公司、武汉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单位任职,1990年到武汉市住宅统建办公室,先后担任统建办副主任、主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副经理、经理,武汉统建城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现任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时逢举国欢庆建国60周年的日子。日前，武汉地产集团董事长白起鹤先生打开了话匣子，和笔者聊起了自己记忆中，武汉市民居住条件的巨大变化，并探寻了本土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发展方向。
笔者：值此举国同庆之时，请白董事长与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白起鹤：建国60年，中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历程。虽然当中有曲折，有跌宕起伏，但是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在向着一个光明灿烂的方向发展。我已经过60岁了，所以说谈建国60年，我想我还是有资格的。
我是搞房地产开发的，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城市的居民。从住房问题上，祖国这几十年有了巨大的变化。小时候我就记不太清楚了，那时候我在北京、天津那边住，是政府分配的房子，就是所谓的福利住房。那时对生活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居住条件也不是太差。到了武汉以后，当时是机关分配房子，两间房，前后套，每个房子大概11个平方米，有厨房有厕所，外面还有一个公寓的厕所，厨房就在院的前头。那个时候我们家总共兄弟姐妹四个，父母再加上爷爷奶奶，三代八口，住在大约22-23平方米的的房子里面。就这么个房子，但感觉比外面还稍微好一点，我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家住得最好的时候。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我父亲调出了机关，就不断有人要逼着你退房子，要搬出去，当时成天就生活在那种忐忑不安的状态下。后来68年我的弟弟和姐妹下放到了农村，爸爸到了干校，一下子家里人就分开了，我跟着妈妈住在一个学校里面，是在体育用具的保管室，16个平方，放鞍马，单双杠，移动的横杠，一个门，一个窗，没有厕所没有厨房，就是这么一个小房间。
到了70年代，我弟弟妹妹都从农村回来了，五个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里面。父母亲睡一个大床，我们家里面有一个高低床(就是学校念书那个高低床)，在高低床的上下铺中间有搁一块木板，我就睡在那个板子上，然后下面有一个空间，还有40公分左右，弟弟就侧着身子滚进去睡。那个时候弟弟妹妹都不到20岁，一家五口人就在这么一个小房里。我当时是一个木匠，自己做了一个独腿的饭桌，做了两口箱子，家里所有的家具除了一张大床，一张高低床，所有的家俱就只有这些。
笔者：其实那个年代挺困难的。
白起鹤：这不是我个人的困难，我觉得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的居住条件都是这个样子，这有一些历史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国家动员很多知青下农村，很多人不能在城市里呆了，也被赶到农村，那时候房子相对空了一点。这个时候大量的转业干部，军官等等，进了武汉政府就把这些房子分配给了他们，包括很多过去武汉的老居民，包括有私房的居民都被占了。等到这些人从干校，从农村都再回来的时候，就没有房子可住了，所以当时整个城市的居住条件是异常的困难。我们家的居住条件只是武汉的一个缩影。当时在武汉，没有几家住得比较宽敞。所以说我国60年代(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没有对居民住房问题进行大量投入来解决，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住房的问题才提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议程上来。
我觉得建国60年当中，从1978年以后统建工作开展以来，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是一个很突出的实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个时候国家真正的认识到，不解决住房问题，社会是不能稳定的。到了1988—1989年，国家提出的房改政策，我觉得是真正寻求到一个解决中国住房问题的有效的途径。1989年以后，整个住房问题不再是作为社会的福利，而是作为一个市场化的行为来解决。那时国家的工资构成当中，不含住房消费，不含医疗消费，这是作为福利由国家承担的部分，现在改为由市民自己来承担，可是工资当中收入又没有这一块，同时支出又是非常大的一块，怎么办？当时采取了很多的办法，低价把房卖给职工，这是一种起步。就拿我来说，我参加工作从工资18块钱，到拿到45块钱，一直到1985年工资改革，才开始过百，现在就是以千计。所以我就感觉到通过市场化，商品化，我国房改的推进，现在整个居民都很自然的感觉到住房消费是个人消费，能够接受了。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武汉市居民住房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从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到现在是20多个平方米，10多倍的深刻变化，反映的是祖国整个60年来的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最深刻，最巨大，老百姓最受益的。
住房改革只是祖国60年巨大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反映的是这个社会深刻的变化。总的来说，祖国这60年来的变化，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武汉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发展历程
笔者：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之前都不能设想的。有很多电影，只拍一个人一生，只讲这个人每个阶段发生的变化，每个阶段遇到的什么事情，从这个人的经历，来折射出这个时代的背景。那么作为武汉本土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武汉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发展给了您怎样的的感受呢？。
白起鹤：武汉房地产的开发应该说是始于1982年。1982年以前应该说是产业投资，单位集资来把单位房分配给居民。1984年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文件出台，文件中提到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应该走综合开发的道路，提出每个城市都应该建立自己的综合开发公司，当时武汉市就面临一个决策，是让统建继续存在，转为国务院文件里面提到的综合开发公司，还是组建第二家公司？政府经过反复的讨论，决定组建第二家，就是现在的武汉城开集团。从1984年开始，武汉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开始呈井喷之势，最多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公司不少于1000家，那个时候房地产利润很高，行业门槛很低，准入制度也很松。从1984年以后，特别到90年代初，我觉得武汉是一个战国时期，房地产市场比较混乱，公司经营也不规范，那个时候房屋质量特别差，大家不都是有一句话嘛：“古人建的都是文物，现在建的都是废物。”现在武汉经过几次大的调整，很多小公司都从这个市场淘汰了出去，但同时也有更多的资金和企业涌入到武汉这个市场。
房地产开发的理念的提升，产品品质的升华，以及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产品的更新换代，也折射出城市建设的一种理念、水平的变化。现在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很注重品质的保障，功能的配置，绿化环境的规划等等。就比如90年初我们到香港，就说人家的小区多好多好，现在你再看，就会感觉到他们很多小区不如我们内地的小区，因为我们的土地资源比那边宽松得多，所以在整个的小区内部、外观、环境、居住的舒适条件上，应该来说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在我的理解中，城市规划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城市规划对于房地产开发的作用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准确，这就折射出整个经济建设当中，城市建设发展中理念的变化影响确实是很深刻的。武汉政府对城市功能的把握，城市景观的追求，以及城市功能的配置，无论是在投入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安排上，在实施的力度上，我觉得变化都非常的大。
笔者：为一个城市的建设者，在一张白纸上画图，或者说在中心城区比较拥堵的地方搞城市建设，您觉得作为一个城建者，在思路上要进行哪些变化和更新。
白起鹤：在一张白纸上画画，不管是水平高低，反正画出来的是一幅画。比如沌口开发区，十几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一体规划和投资，交通状况总得来说还是挺好的。而现在在市内建成区的城市建设，对于我来说，相当于在画上来改，这就很难了。以前一幅画上有败笔，你要调整过来，我觉得难度更大，责任更大。市长也经常问我：“怎么感觉进度不快，以前长江大桥两年，现在高架桥也要两年？”问题是那两年干扰少，现在情况不一样。
我这一辈子搞的就是房地产，感情还是很深的。虽然总得来说现在房地产房价高，经营不规范，但是我个人感觉房地产的改革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单项改革最成功的一块，是彻底市场化的一块，其他如就业的问题、医疗的问题、社会保险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管怎么改，没有任何一项改革有房地产改得这么彻底，我认为李鹏总理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他任内把房地产推向市场化。
本土房企的发展之路
笔者：刚才您也介绍了武汉地产集团的一些项目、一些公共建筑，您其中比较多的是大型城市的公建，作为住宅项目，您有没有自己觉得特别记忆深刻的一个项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白起鹤：地产集团有一个很重要和经营策略，称之为“两翼齐飞”，一翼是政府的功能性、公益性建设项目，就像市委市政府的项目，江汉大学的项目，琴台大剧院；另外一翼就是房地产的开发，也就是经营这一块。我们在集团内的经济布局，主要放在二级公司里开展，二级公司就是统建公司、城开公司、中鄂联公司，还有恒达公司，同时集团也留了一小块，自己每年有十万方左右的规模，集团本部还搞一块房地产开发的原因 ，我们不能离开房地产市场，必须有一条腿要站在水里面，站在房地产市场里面，对市场的变化体会得更准确一点。
笔者：那您觉得我们集团这种整合综合化的运营，相比其它单体的形式更具有体制上的优势？
白起鹤：“两翼齐飞”肯定是两翼互补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很独特的优势。简单地说，房地产开发包括下面二级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把国有投资的回报拿回来，那么它对于城市功能性、公益性项目是一种支撑，包括净资产量有多大，到银行融资平台的能力就越来越强。另外就是房地产的收入，我们这儿主要是资金密集、管理密集的企业，除了平台其它的要素以外，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要素。所以说这样的发展形势增加了我们的资产，提高了融资的能力，能吸纳人才，能保证职工的生活在社会生活线以上，这一翼非常重要。另外一翼，由于我在市里有很多重点工程，地产集团在武汉城市建设中的地位还是很突出的，那么在房地产开发的很多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找有关部门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肯定会强于其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而且由于在整个城市建设当中站在比较高的位置，宏观的把握、信息资源的收集，也比其它公司来得更真实一些、更深邃一些，做出的决策也会更准确一些。所以说这“两翼齐飞”是互相弥补、互相扶持、互相支撑，以共同发展的战略。
笔者：您刚才也谈到，房地产改革之后，武汉市就有1千多企业搞房地产，虽然中间有很多被淘汰掉，但同时有很多新的企业，包括一些外省企业，外资企业进来了，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地产集团和其他外地的房企在这样一个资源共享房地产市场，又是如何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并逐步的扩大？
白起鹤：武汉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一个价格谷底，是比较低洼的地方。这样资金也容易流动进来，我觉得外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到武汉市搞开发，对我们并不是一个坏事，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有利于武汉市房地产发展，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收入，有利于城市的改观，政府层面应该说是好事。老百姓选择的机会更多，可以操作空间更大。对于城市建设品质的改观来说，很多新的理念，新的做法也会引进来，比如说像万科、包括香港公司等一些大的上市公司做的很多品质很高的楼盘，对武汉这几年城市建设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同时这也对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武汉市的房价的飙升，应该是从这几个公司进入武汉后开始的。
外地投资商在武汉进行房地产的开发，应该说是好事。但是他们对市场的冲击稍微厉害了一些，尤其体现在房价上，均价上万元的商品房，对于武汉过去的3000-4000的房价，还是高了点，这对于市场的长远发展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外地大鳄房企进来以后，地产集团还是受到了很大威胁，被挤压得很厉害，突出表现在武汉市大地块的招拍挂当中，动辄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的地价，这对本土的房地产企业冲击太大了。
地产集团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拼搏，我们也感觉到有一种紧迫感。现在的大型房地产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很强。我们考虑的问题比较单一，只是效益水平和现金流的问题。而上市房企则更多的关心扩张速度和市场业绩的问题，他的投入会比我们大得多。因此我们地产集团也在扩充，也要准备上市，使得我们的融资能力得到大步的攀升，然后在市场的拼搏能力就会得到相应的保证。武汉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应该说是非常广阔的，封闭和排外肯定不是有利于发展的思路，所以我觉得在外地房企进来以后，我们应该和他们一起在市场共同发展。
笔者：刚才从谈话中我感觉到，您现在的身份，已经从一个开发商变成了一个城市建设者。
白起鹤：既是城市建设者，也还是开发商，两个身份都有。
笔者：您经常会考虑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事情，在您心中，武汉未来是什么样子？其他的武汉开发商，在各自建造住宅、开发项目的同时，是否也要为未来预留一点空间？
白起鹤：武汉市的城市建设，如果按照现在的计划实施的话，将会在在中西部地区起到很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对武汉今后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等武汉经济真正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个城市会更美，市民在城市的生活会更加舒适，整个社会的环境，人文的环境也会有很大的改观。所以我觉得我们城市的建设，包括房地产的开发，应该了解武汉发展的前景。那么我们今天的产品就应该为明天做好设计，来满足我们精神文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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