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务院批复的《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滨海新区将先进行一些重大改革开放措施,用五至十年的时间,率先建设以自主能动的市场主题、科学有效的调控机制、社会公平的保障体系、完备规范的法制环境为主要特征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力群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滨海新区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天津,而是被定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和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试点区。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建设新领军城市的道路上,滨海新区困难重重。
滨海新区下辖3个行政区、3个功能区以及东丽区、常务区的一部分,各个地区政区仍在各自行使行政权力,四大领导班子和财政权属都没有发生改变。而已经成立的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实际上还只是一个经济区的概念,一有涉及整个新区的统一规划,就很难撼动地方利益,更不要说面向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了。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同样是塘沽区开发区的一些地段就没有悬挂迎接天津达沃斯论坛的旗子。一位塘沽居民反复向记者强调,这是开发区的事,塘沽绝对不会挂这种旗子。
“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不管是滨海管委会还是研究人员,都已经意识到了,据我所知,管委会也感觉到协调机制不畅,管理力不从心。”周力群表示。内部竞争冲突明显
定位为中国经济新领军城市的滨海新区,在经济发展上却很难做到一盘棋,全盘考虑。而在当地人的意识里,滨海新区的意识很淡漠。“滨海新区在哪,不知道。”在达沃斯会议开幕的前一天,置身高楼林立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出租车司机这样对记者说。
这位司机是土生土长的塘沽人,在塘沽生活了五十多年,他告诉记者:“还是要说塘沽区、汉沽区、开发区、保税区等,滨海新区只是个画出来的地界儿。”
而作为滨海新区的管理机构,滨海新区管委会只是一个协调机构,并不直接领导各个区域,滨海新区管委会的一位官员坦陈。
“目前摆在滨海新区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现行的体制,新区管委会有职无权,功能区、行政区之间追求自身利益现象严重。”研究制度创新多年的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谢思全一语中的。
“现在滨海新区内各家还是相互独立,来往很少,大家都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建制,互相之间很少协调,大家都是各干各的。”塘沽区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而这就造成了滨海新区内的重复建设,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大型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在塘沽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方圆不到
更严重的后果则是开发区内各方的竞争。比如,本来一个大型项目确定要落户塘沽区,第二天就要签合同了,后来却出现变故,原因是开发区给予对方更加优惠的条件,塘沽不得不提出更加优惠的条件。塘沽区一家媒体的高层告诉记者,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一位和多个区域长期合作的央企领导告诉记者,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很明显。
不建第二个浦东
“滨海新区不会是第二个浦东新区,它们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情况不同,滨海新区有自己的方向和定位。”滨海新区管委会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说。作为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人们总是喜欢将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的发展放在一起比较。
“滨海新区的建设十分热闹,中央也很重视,但是作为企业我们感到的却是发展速度并不快,好像并没有像浦东、深圳发展时掀起的热潮。”上述央企领导对记者表示。对此,谢思全承认,多年的传统造成了天津上下一贯的保守习性。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研究员余钟夫认为,随着改革进入更加深入的阶段,也给滨海新区的发展带来挑战。国家规划滨海新区让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时候,它面对的环境与深圳和浦东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更加困扰滨海新区发展的则是滨海新区与浦东、深圳不同的起点。
一位长期研究滨海新区发展的人士告诉记者,浦东和深圳原来都是小渔村,发展起来不存在行政区域和利益的重新划分,而滨海新区则是在原有的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划出一片区域,塘沽、汉沽等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和行政基础,各个区域之间的协调会很困难。
滨海新区真正上升到国家战略,实际上是从今年开始的。原来按照天津规划的方向发展的一些体制问题还没有理顺,这实际上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理顺关系。
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出,滨海新区要“超前发展,先行先试,创新观念”。南开大学产业研究所副所长刘刚对本报记者说,天津市委曾经召开会议强调要“解放思想,干事创业”,这实际上就是要探索出适合滨海发展的道路。“滨海新区和浦东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必须探索出自己的发展方向。”刘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