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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邱与我差不多同时到加拿大，他聪明勤奋，运气也好，留学时一路奖学金，毕业后也很快找到一份“白领”工作，并顺利地拿到加拿大的移民纸。但他有一个 “怪僻”：与其他中国大陆 “白领”移民不同，他工作多年后，仍一直租房，就是不肯买房。
谈起不买房的理由，老邱的解释也很 “怪”——他既非缺钱，亦非攒钱另作它用，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就是不想让开发商和大银行赚这个钱。”
在老邱看来，靠开发房地产赚钱的开发商和靠房屋抵押贷款赚钱的大银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
噢，我忘了事先交待一句了：老邱常常自嘲，在中国时，他的经济地位是个“贫下中知”，但思想倾向却是个“右派”；在加拿大毕业工作后，他经济地位升至“小资”，思想倾向却转变为“左派”。
我知道老邱心路变化的由来。
其实，大部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国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自命思想 “右倾”，但却是在住房公有制、单位低租分房的环境中长大的，而来到西方生活，他们感受到的最大的“文化震荡 ”之一就是：再也没有“单位分房 ”了，欧美租房固然很贵，但买房的钱更是一笔天价，对刚刚找到工作的工薪阶层人士来说（不管“白领” 还是 “蓝领”），用现金买房无异于 “痴人说梦”，要想买房，唯一的选择就是向银行贷下巨款购房，然后再连本带利，偿还银行贷款。
老邱曾对我说过：“在西方，租房是向房东租房，买房是向银行租房。”他坚持不肯买房的逻辑是：虽然租房的租金也会占他日常花销的很大一部分，但如果买房，他就不仅会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盘剥对象”，而且还会毕生成为大银行的 “还债奴隶”。
故乡不再温柔
西风东渐。老邱梦中的 “温柔故乡 ”，如今也成了楼市开发商和大银行 “跑马圈地”的赛场，而且这些年来中国城市新推出的楼盘，价格高得越来越离谱，一点儿也不亚于西方。新时代流行的一首 “新民谣”这样唱道：“ 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中国房改所引致的社会新闻，虽然不像 “死人送葬”、“大学生为筹学费而卖血卖身”等消息那样耸人听闻，但所引起的民众不满和舆论关注，却丝毫也不亚于医改和教改。那首“新民谣 ”不仅把房改与医改和教改相提并论，而且把房改置于医改和教改之前，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最近京城某房地产大亨一句 “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 ”，不仅引起中国网民的愤怒声讨，而且也促使官方“新华网”在显要位置推出火药味十足的 “叫嚣房产暴利就是叫板和谐社会”的评论专辑，大概更能凸显这一点。
然而，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房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医改和教改。你可以说医疗卫生和中小学教育是公共产品，大学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完全任其在市场的波浪中自沉自浮、自生自灭，但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住宅却是典型的私人产品，迄今为止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实行住宅私有化和市场化，除非你想完全回到否认私有产权的计划经济时代，否则，你就不能一方面要求享有住宅房屋的私有产权，另一方面却要求国家公款为你的私人产权“埋单 ”。
通常反对住房商品化、市场化观点的理由之一，就是称住房市场化有害于社会公正。但中国实施房改之前的单位分房制度，更难说是一种体现社会公正的制度安排：那时的住房制度，不仅有城乡差别、地域差别、行业差别，就是同一单位中的分房，也是完全按照官阶等级的差别分房。
例如，在中国首都北京，中央机关、北京市机关、区政府、事业单位、国营大企业，在分房的房源上，就有从富裕到紧缺逐级递减的明显差别，而北京有许多中小企业的职工，则基本上无法指望单位分房，更不用提那些根本没有“单位”的个体工商人员了。
不过，住房又是一种特殊商品：它既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又是一种代价不菲的生活必需品。贫寒之家可以不买珠宝、首饰，可以不买汽车、电脑，但却不能没有遮雨避寒的栖身之所；穷人无缘享受锦衣玉食，完全可以素装简衣、粗茶淡饭，但在建筑成本日增、却又刻意强调都市美观的中国城市中，即使是穷人，在住房上也没有太多的节俭余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论中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房产都日渐成为一种 “把你腰包掏空”的高档商品。在老邱看来，西方的房产不仅要把你目前的腰包掏空，而且还要把你今后许多年的腰包掏空。
政府如何干预？
那么，对这么一种代价不菲的生活必需品，是完全交由市场来摆布，还是完全交给国家来掌控，还是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干预为辅呢？
从已知的人类实践来看，由国家完全调控、分配住房的尝试无一成功：权力分房制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公正，而且造成了严重的住房短缺。房改前的中国住房状况就是一例。
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即使是辅助性的国家直接干预，也常常以失败而告终。
加拿大就是一个住房市场化为主、福利性住房补贴为辅的国家。在我曾经住过多年的多伦多市，市政府为了扶助买不起住房的低收入家庭，而提供一些廉租房，但政府财力有限，廉租房供不应求，申请者要排队等待多年才能等到一次机会。由于廉租房比市场租价便宜许多，这种房租双轨制还引致了许多舞弊事件：某些廉租房的租客把公寓中的一间或几间按市场价转租他人，当起了“二房东 ”。
英国的廉租房制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弊端，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的保守党政府为了革除这种弊端，曾作价把廉租房低价出售给租客，但即使是这种改革也引出另一种弊端：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金钱买下政府廉租房的前租客，不久后又以市场价转售他人，狠狠地赚了一笔。无论中外，只要存在着双轨制，就会有人从中牟利。
中国也有扶助低薪阶层的“经济适用房”，但一来供不应求，申请者为求一个房号全家接力排队、甚至搭起帐篷通宵达旦排号的故事时有所闻，二来造假现象层出不穷，据说还有宝马车车主住进“经济适用房”的奇闻。
但完全听任住房这种生活必需品在市场风浪中随波逐流，也不可取。政府直接介入 “球场”踢球，固然属于角色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于楼市无能为力，无事可做。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审批、调整利率、征收物业税等间接手段调节房价，也可通过降低开发商准入门槛、增加竞争、限制垄断等方法来减少房地产业的暴利。竞争增加了，就会有人从事低端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
房改在中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公愤，原因很多：如官商勾结垄断市场，开发商牟取不当暴利，海外热钱炒高楼价，无人开发低端市场等，但也不能否认，由于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由单位廉租分房制迅速转变为高房价的畸形市场化状态，许多人难以接受种种确实不公正的现象，并因此归咎于住房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市场化改革为不健全市场的弊病背了“黑锅”。
房产的社会功能
离开加拿大来到英国后，我与老邱失去了联系。前一段时间，老邱不知怎么搞到了我的电话号码，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聊天过程中，我笑着问了一句：“你现在是不是还坚决不买房？”
出乎我意料，老邱很认真地说：“我已经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正考虑买第二套，作为一种投资吧。”
“老邱，你怎么也心甘情愿，当起了大银行的‘还债奴隶’？” 我忍不住这样问他。
老邱也笑了： “你去英国后，我继续租房，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想当银行的奴隶，我就得当一辈子房东的奴隶。入乡随俗，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你要不想永远当输者，你就要按照他们的规则，与他们玩游戏，这样你才有胜的可能。 ”
老邱停顿了一下，突然问我：“你知道维持西方社会稳定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 ”
“一个是精神因素：宗教，另一个是经济因素：就是房产。” 老邱一本正经地在电话中说，“中国古人就说过，无恒产者无恒心。过去，我常常感到奇怪，西方这么自由，这么多元，怎么没有导致社会解体呢？后来我才知道，大概正是因为房产特别昂贵，大部分人都必须长期负债才能最终取得一个栖身之处，所以，这个相对自由、混乱的社会，才具有了某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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